梁文道
  ●44歲,香港文化人、傳媒人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活躍於香港的文化界、知識界,是談話節目《鏘鏘三人行》的常任嘉賓。
  他曾為兩岸三地多家中文報刊雜誌撰寫專欄,曾做過商業電臺台長,參加包括工人權益、社區維權、反戰運動等活動,創辦次文化組織牛棚書院。
  【對話動機】
  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躍的一員。
  說到他的新書《關鍵詞》,梁文道感慨於這個時代的浮躁和暴戾,這和他在書中對社會群體情緒的不解與害怕相印證。
  面對記者,梁文道始終保持著溫和和專註。從他關註的時下最熱的事件和詞語聊起來,聊貧富差距、談文化差異,也說出他眼中的內地與香港。他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。他說自己很香港,“不喜歡把情感講出來,那樣會覺得很肉麻”。
  話語與情緒
  “我們為什麼那麼壓抑憤怒”
  新京報:你這次出版的新書《關鍵詞》,和之前的《常識》有些像,都是針對社會熱點和公共話題談自己的觀點,為什麼時隔5年要再寫一本這樣的書?
  梁文道:這些文章不是只針對熱點事件,而是聚焦討論某些事件的常用語,這些語言不會像事件過去得那麼快,很多語言是認知和解構這個社會的概念系統的節點。我希望通過這些節點看到後面的一張網,看到他們的起源、聯繫、作用。
  新京報:哪些關鍵詞會讓你的感受很深刻?
  梁文道:有些關鍵詞是長期困擾我的,比如暴力的、生命傷害的、牽涉到社會某種情緒的,比如說泄憤殺人,這幾年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講法,到最後都習以為常接受了這樣的現象,以至於那些幼兒園小學暴力事件都要被遺忘了,但我放不下,這樣的事情最後用這種簡單的講法來解釋。
  新京報:覺得不可理解?
  梁文道:我覺得現在人們的情緒有時會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,我對這種情緒的變化特別敏感。比如路上坐車時,看到那些人不耐煩;我常常搭飛機,也會敏感於乘客對誤點的憤怒,有時甚至無來由的要找人發泄。我就會想,我們為什麼會這樣,那麼壓抑,那麼憤怒。
  新京報:但在這種環境里,你不光是旁觀者,也是當事人。
  梁文道:對,都是。處在這樣的環境里,我難免被這樣的情緒包圍,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。
  炫富與仇富
  對“成功”價值觀的扭曲
  新京報:你在書中講到了炫富,也提到了最近因賭球被抓的郭美美,現在很多人對這件事的態度是調侃和娛樂。
  梁文道:調侃有時是一種犬儒心態。在人們看來,郭美美確實在炫富,雖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紅十字會是否有關係,但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,就導致公眾的不滿和憤怒,但又無力深究背後的東西,所以只能調侃。
  新京報:現在除了炫富,還有一種心態是仇富。
  梁文道:這兩種情緒同時出現很有趣,當炫耀成為一種主題或文化,是不正常的,其實這是一種貧富階層差異的反映,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矛盾,而仇富情緒也是不正常的,原因是不同階層處在相對不公平,分化嚴重的狀況,而這種分化沒有一種有效的辦法去協調和處理。
  新京報:此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歷史學家薛涌曾做過該不該“替富人說話”的討論,如果你身在其中,會是什麼立場?
  梁文道:我不知道,我無法單純地站在他們兩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場。現在的問題是,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能夠讓窮人表達,獲得向上爬的機會,也沒有一套話語體系,讓富人表達為什麼配得上擁有這些財富。
  新京報:但在炫富的人看來,可能不需要解釋這種原因,炫耀這種結果就足夠了。
  梁文道:在今天的社會會出現,我只要成功了就什麼都可以了。這種觀念在我看來很危險,是一種非常中空虛無的價值觀。部分中國人今天對於要出名,要發財的那種欲望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。
  新京報:這種價值觀為什麼越來越普遍,像一種成功學被接受呢?
  梁文道:這很可怕。不是說成功不好,但問題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成功,一個良好的社會對於這一點應該有解釋系統。沒有這套解釋系統,就會出問題。
  香港與內地
  “身份排序讓我擔憂”
  新京報:近幾年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,“雙非”事件、奶粉事件,到前段時間的“街頭便溺”事件,分歧為什麼越來越大?
  梁文道:這兩年香港在這些兩地矛盾中,體現出一種極端的族群態度。我很討厭族群態度,因為這是一種人為的身份排序。舉個很荒謬的例子,假如我誤入了女廁所,女士罵我“你怎麼那麼無恥”,我能說“怎麼了,你瞧不起中國人嗎?”
  這種身份排序讓我覺得很可笑,也很擔憂,香港以前沒出現過這種意識,近幾年才突然出現的。
  新京報:有觀點認為,港人對內地的態度隨著社會階層的裂變而兩極分化,精英階層喜歡內地,因為有共同利益;底層人們反感內地,因為社會資源被占用。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?
  梁文道:香港的貧富差距非常大。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,他們的確認為社會資源被占用了,擔心內地越來越多的人來香港,但他們大多從事服務業和零售業,客觀上又割不斷和內地的聯繫。
  新京報:香港一些新生代說自己是“本土意識覺醒的一代”,你覺得這種本土價值觀是什麼?與內地的價值觀有差異嗎?
  梁文道:舉個例子,地鐵里,香港人讓完座位會躲得遠遠的,他怕對方覺得自己要表達這種善心。他們很熱血,也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,但不喜歡宏大的敘事方式,不會把“愛香港”這樣的態度掛在嘴邊,會覺得天哪,很肉麻。
  新京報:一個城市的性格和氣質取決於生活在這裡的人,也影響這裡的人,你會怎麼定義香港和你自己的性格?
  梁文道:我覺得我挺香港的。
  價值與分享
  讀書人的價值是分享觀點
  新京報:你關註過今年高考的新聞嗎?內地的一名學生放棄港校復讀,選擇內地高校,似乎前幾年的“港校熱”在逐漸變得理性。
  梁文道:我知道這件事。這個學生的解釋很特別,她說自己喜歡更純正的國學和中文,這牽涉到她對兩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。我覺得這是她個人的選擇,不是一個大的趨勢。
  新京報:關於你的標簽有很多,作家、媒體人、書評人等等,你覺得哪個標簽和自己的性格特征最相符?
  梁文道:我覺得媒體人作為我的職業標簽最合適,我主觀上希望自己能成為好一點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,不過這種東西沒必要告訴別人,是給自己的承擔。
  新京報:你曾經做牛棚書院院長,現在也會經常推薦一些書,但在互聯網時代,閱讀習慣已經明顯改變了。
  梁文道:書的價值在於印在紙上的想法和智慧,即使載體發生了變化,比如以網絡形式呈現,但價值還是存在的。只是這種變化影響了傳統作家的市場價值,當然,作家的市場價值本來就很小,他的價值更多是傳遞觀點,這種價值不是在市場上呈現,而是通過分享實現的。
  新京報:你不用郵箱,也沒有微博,似乎你與這個時代在保持一種距離?
  梁文道:我有點跟不上時代,現在很多年輕人吃飯前要拍那些菜發到網上,好像沒發過,就是沒吃過。我不懂,為什麼這種行為我們叫它“分享”,我們有那麼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嗎,在我看來分享是很珍貴的,但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都這麼廉價。
  我不用郵箱、微博,也沒有臉書和推特,我和這些社交軟件有距離感,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緒和觀感我都沒有,但同時我也很清醒。有時我會覺得,自己是真的老了吧。
  新京報記者 賈鵬 實習生 曹憶蕾 北京報道
  本版攝影/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 (原標題:梁文道:社會問題需要記住關鍵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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