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巨基

　　
　　梁文道
　　●44歲，香港文化人、傳媒人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活躍於香港的文化界、知識界，是談話節目《鏘鏘三人行》的常任嘉賓。
　　他曾為兩岸三地多家中文報刊雜誌撰寫專欄，曾做過商業電臺台長，參加包括工人權益、社區維權、反戰運動等活動，創辦次文化組織牛棚書院。
　　【對話動機】
　　梁文道是香港文化界活躍的一員。
　　說到他的新書《關鍵詞》，梁文道感慨於這個時代的浮躁和暴戾，這和他在書中對社會群體情緒的不解與害怕相印證。
　　面對記者，梁文道始終保持著溫和和專註。從他關註的時下最熱的事件和詞語聊起來，聊貧富差距、談文化差異，也說出他眼中的內地與香港。他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。他說自己很香港，“不喜歡把情感講出來，那樣會覺得很肉麻”。
　　話語與情緒
　　“我們為什麼那麼壓抑憤怒”
　　新京報：你這次出版的新書《關鍵詞》，和之前的《常識》有些像，都是針對社會熱點和公共話題談自己的觀點，為什麼時隔5年要再寫一本這樣的書？
　　梁文道：這些文章不是只針對熱點事件，而是聚焦討論某些事件的常用語，這些語言不會像事件過去得那麼快，很多語言是認知和解構這個社會的概念系統的節點。我希望通過這些節點看到後面的一張網，看到他們的起源、聯繫、作用。
　　新京報：哪些關鍵詞會讓你的感受很深刻？
　　梁文道：有些關鍵詞是長期困擾我的，比如暴力的、生命傷害的、牽涉到社會某種情緒的，比如說泄憤殺人，這幾年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講法，到最後都習以為常接受了這樣的現象，以至於那些幼兒園小學暴力事件都要被遺忘了，但我放不下，這樣的事情最後用這種簡單的講法來解釋。
　　新京報：覺得不可理解？
　　梁文道：我覺得現在人們的情緒有時會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，我對這種情緒的變化特別敏感。比如路上坐車時，看到那些人不耐煩；我常常搭飛機，也會敏感於乘客對誤點的憤怒，有時甚至無來由的要找人發泄。我就會想，我們為什麼會這樣，那麼壓抑，那麼憤怒。
　　新京報：但在這種環境里，你不光是旁觀者，也是當事人。
　　梁文道：對，都是。處在這樣的環境里，我難免被這樣的情緒包圍，但我更希望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有旁觀者心態和能力的人。
　　炫富與仇富
　　對“成功”價值觀的扭曲
　　新京報：你在書中講到了炫富，也提到了最近因賭球被抓的郭美美，現在很多人對這件事的態度是調侃和娛樂。
　　梁文道：調侃有時是一種犬儒心態。在人們看來，郭美美確實在炫富，雖然我不能肯定她和紅十字會是否有關係，但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，就導致公眾的不滿和憤怒，但又無力深究背後的東西，所以只能調侃。
　　新京報：現在除了炫富，還有一種心態是仇富。
　　梁文道：這兩種情緒同時出現很有趣，當炫耀成為一種主題或文化，是不正常的，其實這是一種貧富階層差異的反映，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矛盾，而仇富情緒也是不正常的，原因是不同階層處在相對不公平，分化嚴重的狀況，而這種分化沒有一種有效的辦法去協調和處理。
　　新京報：此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歷史學家薛涌曾做過該不該“替富人說話”的討論，如果你身在其中，會是什麼立場？
　　梁文道：我不知道，我無法單純地站在他們兩人中任何一方的立場。現在的問題是，沒有一套話語體系能夠讓窮人表達，獲得向上爬的機會，也沒有一套話語體系，讓富人表達為什麼配得上擁有這些財富。
　　新京報：但在炫富的人看來，可能不需要解釋這種原因，炫耀這種結果就足夠了。
　　梁文道：在今天的社會會出現，我只要成功了就什麼都可以了。這種觀念在我看來很危險，是一種非常中空虛無的價值觀。部分中國人今天對於要出名，要發財的那種欲望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。
　　新京報：這種價值觀為什麼越來越普遍，像一種成功學被接受呢？
　　梁文道：這很可怕。不是說成功不好，但問題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法成功，一個良好的社會對於這一點應該有解釋系統。沒有這套解釋系統，就會出問題。
　　香港與內地
　　“身份排序讓我擔憂”
　　新京報：近幾年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矛盾不斷升級，“雙非”事件、奶粉事件，到前段時間的“街頭便溺”事件，分歧為什麼越來越大？
　　梁文道：這兩年香港在這些兩地矛盾中，體現出一種極端的族群態度。我很討厭族群態度，因為這是一種人為的身份排序。舉個很荒謬的例子，假如我誤入了女廁所，女士罵我“你怎麼那麼無恥”，我能說“怎麼了，你瞧不起中國人嗎？”
　　這種身份排序讓我覺得很可笑，也很擔憂，香港以前沒出現過這種意識，近幾年才突然出現的。
　　新京報：有觀點認為，港人對內地的態度隨著社會階層的裂變而兩極分化，精英階層喜歡內地，因為有共同利益；底層人們反感內地，因為社會資源被占用。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？
　　梁文道：香港的貧富差距非常大。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，他們的確認為社會資源被占用了，擔心內地越來越多的人來香港，但他們大多從事服務業和零售業，客觀上又割不斷和內地的聯繫。
　　新京報：香港一些新生代說自己是“本土意識覺醒的一代”，你覺得這種本土價值觀是什麼？與內地的價值觀有差異嗎？
　　梁文道：舉個例子，地鐵里，香港人讓完座位會躲得遠遠的，他怕對方覺得自己要表達這種善心。他們很熱血，也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，但不喜歡宏大的敘事方式，不會把“愛香港”這樣的態度掛在嘴邊，會覺得天哪，很肉麻。
　　新京報：一個城市的性格和氣質取決於生活在這裡的人，也影響這裡的人，你會怎麼定義香港和你自己的性格？
　　梁文道：我覺得我挺香港的。
　　價值與分享
　　讀書人的價值是分享觀點
　　新京報：你關註過今年高考的新聞嗎？內地的一名學生放棄港校復讀，選擇內地高校，似乎前幾年的“港校熱”在逐漸變得理性。
　　梁文道：我知道這件事。這個學生的解釋很特別，她說自己喜歡更純正的國學和中文，這牽涉到她對兩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。我覺得這是她個人的選擇，不是一個大的趨勢。
　　新京報：關於你的標簽有很多，作家、媒體人、書評人等等，你覺得哪個標簽和自己的性格特征最相符？
　　梁文道：我覺得媒體人作為我的職業標簽最合適，我主觀上希望自己能成為好一點的讀書人和知識分子，不過這種東西沒必要告訴別人，是給自己的承擔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曾經做牛棚書院院長，現在也會經常推薦一些書，但在互聯網時代，閱讀習慣已經明顯改變了。
　　梁文道：書的價值在於印在紙上的想法和智慧，即使載體發生了變化，比如以網絡形式呈現，但價值還是存在的。只是這種變化影響了傳統作家的市場價值，當然，作家的市場價值本來就很小，他的價值更多是傳遞觀點，這種價值不是在市場上呈現，而是通過分享實現的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不用郵箱，也沒有微博，似乎你與這個時代在保持一種距離？
　　梁文道：我有點跟不上時代，現在很多年輕人吃飯前要拍那些菜發到網上，好像沒發過，就是沒吃過。我不懂，為什麼這種行為我們叫它“分享”，我們有那麼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嗎，在我看來分享是很珍貴的，但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都這麼廉價。
　　我不用郵箱、微博，也沒有臉書和推特，我和這些社交軟件有距離感，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緒和觀感我都沒有，但同時我也很清醒。有時我會覺得，自己是真的老了吧。
　　新京報記者 賈鵬 實習生 曹憶蕾 北京報道
　　本版攝影/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　　（原標題：梁文道：社會問題需要記住關鍵詞）